（上接第一版）

二

20年后再度回首，“浦江经验”的成功绝非偶然。它能够破解“天下第一难事”，至少是因为做到了以下四点。

群众在哪里，目光就锁定哪里。基层既是矛盾问题的主要来源，也是解决问题的最佳主场。很多基层工作者说信访是“天下第一难事”，但对一些群众而言，因诉求无门而选择信访又何尝不是“天下第一难事”。

“浦江经验”推动领导干部走出去、走下去，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、同围一张桌子，面对面了解民生疾苦、掌握实际需求，让群众对干部多份信任、少些怨气。问题解决了，老百姓心气顺了，信访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矛盾在哪里，脚步就走向哪里。20年前，历史选择浦江并不是偶然。当时的浦江县是名副其实的信访大县，县信访局接访登记的案件可谓“堆积如山”。习近平同志的第一次下访颇有些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意味，就是要去情况最复杂、矛盾最尖锐、难度最大的地方。这既需要有迎难而上的足够勇气，硬着头皮往矛盾窝里钻，也需要有敞开大门、放下身姿，坦诚面对各种困难的开放自信的心态。

“浦江经验”是对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一场考试，群众是考官、矛盾是考题，群众满意就是正确答案。

需求在哪里，工作就做到哪里。“浦江经验”能赢得民心，不是因为做出了下基层的样子，更不是因为说了几句“漂亮话”、打了一套“太极拳”，而是因为把落脚点放在“事要解决”上，真正发现并满足了群众的需求，让大家得到了实惠。

是真情实意、全心全意地来解决问题，还是虚情假意、三心二意地来作秀，对老百姓的需求是“马上就办”还是“层层空转”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。《习近平在浙江》记载，20年前习近平同志拍板改建的这条路，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“近平路”。真真切切为群众做实事解难题，群众不会忘记。

发展到哪里，治理就跟到哪里。许多信访问题就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的反映。世纪之初，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冲突不断凸显。浙江作为市场经济先发省份，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利益诉求多样复杂、矛盾纠纷频繁多发、信访问题新老交织，社会治理面临不少难题。

“浦江经验”能够及时发现政府政策和社会治理中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，“抓前端、治未病”，让领导干部每一次走下去，都成为对基层治理底座的一次加固夯实。“浦江经验”和同样发源于浙江的“枫桥经验”，一个由上而下，一个由下而上，互为补充、相互贯通，成为浙江社会治理的“金钥匙”。

三

现在看来，“浦江经验”不仅是一次创举，更是在时代变迁中的一次激荡回响。

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信访形势，习近平同志开辟了信访工作的一种新探索和新思路——领导干部下访接访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到基层去，和群众面对面地了解情况、解决问题，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，从源头上、根本上化解矛盾。

20年弹指一挥间，实践反复证明，在大量减少上访数量、及时化解社会矛盾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人民安居乐业上，“浦江经验”是行之有效的有益创举。时至今日，浙江基层治理水平、社会公平程度、群众安全感指数都走在全国前列。

当然，新时代、新征程必然会有新矛盾、新问题。“浦江经验”跨越20年的实践价值依然熠熠生辉，但也需要我们在新时代的基层治理中继续发扬光大。

比如，民意去哪里找？践行“浦江经验”，领导干部主动到基层上门找问题、听民意、解难题，仍然是一种好传统、好作风。同时，随着大数据和数字化手段的发展，互联网上民意聚集，网络也成为了群众反映诉求的重要渠道。传承发扬“浦江经验”要学会通过网络走好群众路线，让各类网络服务平台整合民意。这既便利了群众，也能够更大范围收集民情民意，更加精准解题破难。

比如，事情由谁来办？弘扬“浦江经验”，抓的是领导干部这一“关键少数”，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，落实好守土之责。传承发扬“浦江经验”要推动从“关键少数”向“绝大多数”普及，让各级党员干部都成为民情民意的“瞭望哨”。比如，浙江这些年来全面推行“网格化管理、组团式服务”，配备网格治理团队84.5万人，在进网入格中发现问题、解决矛盾，就是如此。

比如，问题要如何解？“浦江经验”注重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，以问题的现场解决来增强群众的满意感、获得感。新时期传承发扬“浦江经验”要更善于从源头处发力，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、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，实现社会风险化解的关口前移。同时，还要把个体问题和共性问题、局部问题和面上问题结合起来，从深层次的制度机制上找原因，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批问题、一类问题。

（据潮新闻）